但是，作为数额巨大的金融资产，如何有效应对低利率风险、通胀风险，获取不低于社会平均生产率增长的稳健回报，保证养老金的跨期支付能力不被侵蚀，是维系养老金制度运转的另一个重大课题。

加强机构监管及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互联网金融创新提供了有序的市场环境。从客户出发设计产品提供服务。

我们期待《指导意见》的各项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增强其可行性与实效性，以真正取得互联网金融安全运行与自由创新的和谐平衡。因为P2P、众筹、第三方支付、互联网基金和互联网保险等创新产品的操作过程是跨行业的（从银行业、证券业到保险业），这就产生了金融风险游离于各个行业之间并相互感染的可能。2015年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发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发〔2015〕2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2]。为了确保存管资金的安全度，强制性规定从业机构原则上只能选择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资金存管机构。支持大数据存储、网络与信息安全维护等技术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意见》指出，各监管部门要相互协作、形成合力，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按业务分机构监管＋机构间协作能否担当起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重任，尚需实践检验。上海市金融办地方金融处处长许耀武认为，基于信息产业革命、互联网+和金融业改革开放加快的背景，我们呼唤体现互联网精神的互联网金融，即用户中心、数据驱动。

参见连玉明主编：《DT时代：从互联网+到大数据×》，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诸如借贷平台上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大量囤积、循环利用，而不流入实体经济，这不仅无益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且其高利率积聚着极高的金融风险。我们期待《指导意见》的各项要求进一步具体化，增强其可行性与实效性，以真正取得互联网金融安全运行与自由创新的和谐平衡。参见林采宜：《互联网金融只是信息时代的一种金融模式》，《CF40研究周报》，2013年4月25日。

金融法规往往通过明确各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行事的原则、程序及违规的罚则，为每一主体限定行为的界域。《意见》规定，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9] 移动金融即运用移动智能终端及无线Wi-Fi等互联网技术处理金融业务或者金融服务的解决方案。当然，《指导意见》对互联网金融混合营业的特征与趋势并非完全置若罔闻。进入专题： 互联网金融 。这实际上仍然是分业监管模式的延续。

具体来看，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出台的《指导意见》，旨在促导以下三类金融创新的发展： 一是推进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安全性与效益性一直是各国金融监管立法的两大相互博弈的价值目标。具体有： 其一，确认互联网金融主体 金融主体是金融市场的基本元素，健全的互联网金融市场离不开合格的互联网金融主体。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和新兴业态，必须制定适度宽松的监管政策，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留有余地和空间，因此，互联网金融监管应遵循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的原则。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正是围绕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两根主线展开的。互联网对于金融风险，天生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指导意见》规定：从业机构应当对客户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及时向投资者公布其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相关信息，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从业机构运作状况，促使从业机构稳健经营和控制风险。其二，列举法不可能穷尽互联网金融的所有业态，有些类别未包括在内，是遗漏，还是有意为之？我看多为后者

③对于制度非中性，参见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载《改革》1994年第2期，第85页。作为IMF和世界银行的核心创始者，美国一直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享有高比例的投票权和份额权，并且是唯一享受否决权的国家，而中国长期以来在这两个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四、货币崛起与制度竞争 尽管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审慎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即中国至今并未实现完全的货币可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成为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但中国已经在采取各种有力的货币外交手段，来为正在出现的人民币快速崛起奠定国际制度基础，这将在不远的将来拉开新一轮国际制度竞争的序幕。中国政府双管齐下的努力既获取了成功，也遭遇了挫折。事实也证明，中国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进行的与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奠定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区域制度基础。(21) 总之，无论是在崛起阶段还是在守成阶段，相关的国际制度都为国际货币地位提供了重要的护持作用。

(72)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成立亚投行备忘录》。中国国际制度外交另外一个深具国际后果的方面体现在，中国分别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所展开的改制和建制努力，为未来国际体系展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新格局，即以美国领导的既有制度体系不断遭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集体质疑和挑战，中国领导的新兴制度体系因此必然会遭到来自美国施加的诸多压力，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正在和日本联手不断游说韩国、澳大利亚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拒绝参加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对IMF的改革及其有效性、合法性、信誉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以谋求通过搭乘制度便车来收获各种红利。

除了东亚外汇储备库外，中国还在2013年年底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是中国在东亚金融和货币外交中的一项最新举措。虽然东亚金融危机等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危机冲击了G7的合法性，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领导的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货币治理的基本格局。

事隔60多年以后，人民币的崛起引发了新一轮的国际制度竞争。借助贸易手段需要中国保持一定的贸易逆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能更加借助金融手段助推人民币走出去，即向其他国家提供人民币贷款，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一、国际制度与国际货币 国际制度的大量产生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当前中亚能源及经贸合作的发展态势使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建立需求愈发迫切。

2010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杜尚别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上，建议研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支持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96) 其次，从2005年开始，东亚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不断凸显，包含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新西兰等域外大国的东亚峰会开始对10+3机制形成挤压效应，甚至在政治和贸易等议题上有取代之势。

参见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1期，第33～40页。③在此基础上，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学者指出国际制度主要服务于主导国的战略利益，它是权力护持的工具。

这种通过模仿而自发形成的非正式制度为英国在19世纪掌握货币霸权地位提供了合法性。正因为如此，有评论认为，这三大开发银行将共同构成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92)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除了实现了美国的对外援助目标之外，另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推动美元进入欧洲，成为欧洲国家最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

(78)除了危机应对之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推动本币使用的一种创新形式，通过互换，国家将得到的对方货币注入本国金融体系，使得本国商业机构可以借到对方货币，用于支付从对方进口的商品，借以减轻因美元流动性缺乏所带来的贸易融资萎缩，并以此来稳定金融市场。(59)而后，一系列减少美元使用的具体实际行动不断开展。第三，互换的币种大都是美元，依然存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一言以蔽之，在国际货币领域，中国如何通过权力分享和利益让步，团结去美元化的国际力量，成为新的制度体系的领导者，以助推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全面崛起，还需要漫长的学习借鉴和经验积累。

中国所参与并领导的三大区域制度体系共有21个成员国，(89)其中包括世界上经济规模第二(中国)和第三(日本)的国家，包括世界上人口规模第一(中国)和第二(印度)的国家，包括世界上领土面积第一(俄罗斯)、第三(中国)和第五(巴西)的国家，包括最成功的新兴经济体(韩国和新加坡)，也包括非洲和拉美最主要的国家(南非和巴西)，它们在反对美元霸权和美国主导的机构和机制这一问题上汇集到一起，因此具有广泛的合法性。相比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更加鲜明地打上中国烙印。

(45)IMF的重大改革须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生效。除了上述宏观制度外，一些微观的国际制度设计也能给某种货币的国际地位提供合法性。

李巍：《霸权国与国际公共物品——美国在地区金融危机中的选择性援助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4～186页。然而，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这种本币互换的规模和程度还需进一步强化，因为除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以外，(79)与另外两国的本币互换规模都相对较小，如中乌本币互换规模仅为7亿人民币。